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是什么生肖)

一作“祖宗之法”、“祖宗故事”、“祖宗典故”。宋代政治用语。北宋建国后，立足于矫枉防弊，创立法制，形成一套富有针对性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即后世所谓“祖宗家法”。“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稳定明确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等。宋朝君臣将其凝聚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精神，奉扬为一个朝代神圣的政治号召。大到朝廷决策，小到任用官员，凡事举述祖宗家法。“祖宗家法”对有宋一代的治国理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的“祖宗家法”，既非预先完整制订，也非一二位祖宗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发展，经过不断的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宋初名臣赵普、吕端、李沆、王旦等人对于“祖宗家法”的形成及其提炼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北宋真宗时期始将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称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仁宗初年，诸事引据先朝旧规已成风气。但当时引据的“祖宗家法”，基本上局限于具体的法规典制，引述目的在于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以防偏纠差。此后，遇事讲求“祖宗家法”的作法愈益普遍，对于“祖宗家法”的解释逐渐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成为臣僚们阐发政治主张时立论的依据、谏诤规劝皇帝时通用的利器。神宗熙宁新法涉及对“祖宗家法”的更革，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演化成集中而突出的政争。神宗去世后，新旧两党皆引“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张。以后各朝，对“祖宗家法”的引述和利用有增无减，“祖宗家法”成了两宋三百年间历代帝王尊崇不辍的治国原则。

“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即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换取政治的稳定。北宋初年内政施设的核心，在于“防弊”。包括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防范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禁止百官相互朋比，构成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等等。因此，诸般施设中皆贯彻了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的原则，其中所体现的预设防范、周密制约精神，就是宋人常说的“祖宗家法”。这一基本精神，贯穿在宋初乃至以后各朝的各项国策中。如官、职、差遣的分离，保证了事权的明确与集中;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的鼎立，形成事任分立的相互维系态势;募兵制度的施行，确保了军人和民众的截然分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等，无不渗透着制衡精神和对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体现出宋代官僚政治运行体制中“防弊”的自觉程度。

由于“祖宗家法”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既是诸多规矩之总括，又是调整内外关系准则之通称;不仅包括某些具体条款，更包括一些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其界域的模糊性，使之便于被发挥引申。于是“祖宗家法”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群体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理解，“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不仅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人物高扬“祖宗之法”的旗帜，即便是主张变革的士大夫们，也时常以“斟酌祖宗垂宪”为念，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过程中的新旧两派无不如此。在政治实践中，祖宗家法的标树和运用，特别是政策法令层面的内容，皆与朝廷的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各个阶段中变更不已。现实军政事务的需要，往往使“祖宗家法”转化为灵活务实的应变措施。“祖宗家法”经历着不断的调整充实，其原则和内容，也不断被进一步解释与阐发。

“祖宗家法”在防范纤悉、有效保证了政局相对平稳的同时，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塑就绵密精细制度的同时，也往往矫枉过正。如在内外格局方面，强干弱枝导致了守内虚外;在内政措置方面，对“祖宗家法”的解释日趋僵滞且流于表面化，从而丧失其活力甚至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对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导致更加酷烈的派系政争;北宋中后期以至南宋，民族矛盾压力突出，朝廷法制却泥守不变，以至强敌当前还在收武将兵权。这些弊端无不与宋代立国之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祖宗家法”是宋代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的自然产物，既有其客观内容，更有其主观意义。其根本精神与宋代诸多法度的深层意义相联系，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切实的影响力。就其整体而言，“祖宗之法”又并非固定具象的实体，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