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塔文化的东渐

中国本无佛塔，正如本来并无佛教一样。塔是随佛教从印传入中土的。塔，梵文写作Stupa，巴利文称Thūpo，释籍译为“咐堵坡”、“塔婆”，其义为“累积”。中国佛塔是印度的“咐堵坡”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及其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相融合的产物。

刘敦桢说：“我国之塔，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所建之洛阳白马寺塔为最先。”(《刘敦桢文集》第一卷，第4页)此说可作参考。据说，当初白马寺塔据寺区之中心地位，四周建有殿房。而稍后，三国时笮融在徐州建造浮屠祠，且以楼阁式木塔为中心建筑，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中国最早的佛塔文化。

印度佛塔的原型是“咐堵坡”，是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建造的掩埋其舍利的一种佛教建筑样式。(图一)后来，凡欲表彰神圣，礼佛崇拜之处，多造塔。它是“一个坟起的半圆堆，用砖石造成，梵文名安达 (Anda)，其义为卵，其下建有基坛(Medhi)，顶上有诃密迦(Harmika)，义为平台。在塔周围一定距离处建有石质的栏楣(Vedika)，在栏楣的四方，常饰有四座陀兰那(Torana)，义为牌楼，这就构成所谓陀兰那艺术” (常任侠《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第12页)。公元前273年到前232年的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隆盛，大兴寺塔。在现印度马尔瓦省保波尔附近的山奇“咐堵坡”，文化艺术史上称为“山奇大塔”者，尤为古朴宏丽，处处透露出神绪佛意，是典型的印度古建筑之“陀兰那”文化艺术品，据说至今犹存遗构。(图二)

图一 古印度释迦圆寂处咐堵坡

“山奇大塔”周围，建有石质栏楣。栏楣四方，饰以牌楼(陀兰那)四座，亦称天门。其形制构造，于两石柱之上戴以柱头，上横架上、中、下三条石梁，石梁中间以直立短柱相构，整个造型对称稳健。为表彰佛陀的无量功德，说教宣传，上面饰以充满佛教意味的石雕石刻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佛陀本生故事，如六牙白象本生、猴王本生、莲花本生，或动人心魄的?子商莫故事，或关于萨?太子的其它美妙传说，塑造大慈大悲的佛陀形象，充溢着十分高涨的佛教情绪。

“山奇大塔”的建筑型式印度风味浓郁，艺术灵感富于佛教精神和幻想。其文化艺术手法多专注于象征。

一只小象就暗示着，或更可说，代表着“托胎”;摩耶夫人坐在莲花上，周围有小象向她喷水，代表“降诞”;有时只用一朵莲花即代表这一变相;一匹空马，象征“出家”;魔或魔女在一株树和一个空座之前，这表示魔军的侵扰或诱惑(“降魔”);只有一株树或一空座，象征“成道”(证菩提); 法轮是“说法”; 伞盖和宝座一般用以代表佛; 云路表示自空中返回迦毗罗卫城(“返家”);塔(咐堵坡)代表“涅?”。(雷奈?格罗塞《印度的文明》，第42至43页)

从文化角度看，印度山奇大塔的文化特征有四：

第一，佛性意味浓郁，宗教情绪十分高涨;

第二，为要弘扬佛法，必须采用艺术这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比如，大塔四周建有石质栏楣，栏楣四方，饰以四座牌楼，即所谓陀兰那，亦即天门。为表彰佛陀之功德无量，上饰石雕石刻，多取材于本生故事，塑造大慈大悲、大彻大悟的佛陀形象;

第三，典型的古印度艺术风味，这风味就是专注于象征。在犍陀罗艺术时代以前，印度还不像希腊艺术那样直接雕刻神像。在当时印度人文化观念中，佛陀是如此光辉无限，神圣伟大，信徒在佛面前只配低眉沉思静虑，根本不必、不能也不敢仰视佛的形相，要想一睹佛之尊容，这本身就违背崇佛之宗旨。而且，按照古印度原始佛教观念，释迦既已涅?，进入了超乎生死、苦乐的永恒境界，假使有人敢于直接描绘、雕塑佛像，这是对这种圆满无碍之境界的破坏。“人们宁可在佛教雕刻艺术中对佛的尊容保持一个模糊的幻相，而越模糊似乎越真实，愈虚愈实，若离若即，以便激发对佛的崇高神圣永远不可企及的无限迷狂。”(王振复《建筑美学》，第212页)因此，直接在塔文化中描绘、雕塑佛像，是印度文化希腊化以后的事。

图二 印度山奇大塔

第四，“山奇大塔”东南西北四个天门上的石刻浮雕佛性流溢，在那里，正常的人性确实被严重地压抑、扭曲了。但塑造于北门和东门上的那个女药叉圆雕像引人注目。所谓药叉者，乃神话虚构中角色，为佛教守护神。山奇的这一女药叉形象，与其说是神的形象，不如说是更具人的世俗特点。它人情洋溢，借光影变幻的佛教艺术舞台，弹奏出同宗教主题不协和的、活泼泼的人情世俗的优美旋律。它“两臂攀着树枝，悬身向外，成一无限优美的曲线，好像活的藤，使得她那胸部丰满的 ‘金球’，她底年轻躯体上所有旺盛的肌肉，都像是飘荡于空际”(雷奈?格罗塞《印度的文明》，第45页)。这佛教文化艺术的底蕴，实在与佛教教义的寂灭无为的基本精神相去甚远，它已强烈地反映出对佛国的崇拜与对现实的审美之间的矛盾冲突，诉说着对世俗生活的绵绵眷恋之情。

应当指出印度古塔文化颇为复杂的文化性格及其艺术特点，对中国佛塔建筑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中国佛塔又大大不同于印度古塔之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