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四川袍哥文化 (成都解放前的袍哥)

袍者，长袍也，这是针对短衫而言。短衫一般是指苦力，穿长袍的人自然是社会上有头有脸，又有些江湖气息的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漂白后的商人。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在当时的四川地区，袍哥组织却是一只家喻户晓，令人闻而生畏并且在之后的革命事业中起到过很大影响的队伍。袍哥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是指很干脆，一言九鼎。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袍哥，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亦正亦邪的一群人。

因之前欣赏过吴天明导演执导的电影《变脸》，电影带有川渝地区浓厚的江湖色彩，多有提及“袍哥”这一元素，饶有兴趣，故查阅资料细究一二。

一、形成与发展

何谓袍哥？《诗经》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或曰：“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哥弟，取‘胞’‘袍’谐音之义。”意即只要加入袍哥组织，就能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的兄弟。

在四川，人们习惯把民间帮会哥老会的组织成员称为袍哥，而加入哥老会又叫“烧袍哥”、“嗨袍哥”。李子峰的《海底》指出：“哥老会或称哥弟会，亦为天地会一支，其成立在乾隆年间。同治时，平定粤乱以后，湘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之势力始盛。”

哥老会势力的最盛地方，在四川、两粤、两湖等省，扬子江沿岸各省次之，其他各省，没有一处不有其会员。实际上，袍哥源于巴蜀移民社会，是近现代社会失序的产物。从清代至民国，巴蜀社会处于混乱无治状态，哥老会这种江湖帮派组织应运而生，并广泛渗透于巴蜀社会各个角落。作为巴蜀隐秘社会，袍哥的活动受到官府的镇压，其开山立堂等活动多秘密进行。

清同治年间，四川宜宾王霭廷曾在外地参加哥老会组织“金华山”，回乡后秘密建立“真戎山”，直到光绪末年，袍哥的各项会事才在一些地方逐渐受到政府允许。据《宜宾县志》记载:“至光绪后期(约1906年后），经府、县默许，宜宾城及府属各地哥老会转为公开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会党工作，在他的指示下，四川同盟会积极联合袍哥，“在川西，同盟会设立‘汉流改良自治会’，以罗致群众，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二、壮大与分布袍哥组织创立之后，“由于民族矛盾激烈，广大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排满情绪，而哥老的各项活动又能和广大的群众相结合”，所以袍哥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开山设堂遍及贵州、云南、甘肃、湖南、广东等省，尤以四川开山最多，“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

先后有方安澜开“蓬莱山”，郭禹钦开“华严山”，李云九开“青城山”，郭永泰开“荩忠山”，彭立山开“回龙山”，彭焕如开“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李煜华开“巍峰山”，黄华成开“大宝山”等等。这些开山者及袍哥组织，都与清兵发生过多次壮烈战斗，给满清王朝以很大打击。

到清末民初，袍哥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即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就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各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目不睱接。故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之谣”，足见袍哥人数之众，势力之大。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的政治目的已达，袍哥组织逐渐演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堂）口。特别是抗战时期，各省“汉留”除在沦陷区秘密活动外，大部分都集中在川、黔、陕、甘、青、宁等地公开活动。

四川的袍哥发展尤为迅猛，各地纷纷开山设堂，建立袍哥组织。主要计有：广汉侯少煊、郫县钟次方、灌县董如松、绵竹赵竹三、什邡马昆山、简阳刘惠安、大邑刘文彩、威远周兴武、潼南陈南平、大足王公辅、荣昌张烈武、江津周化成、合江夏之时、合川杨作兰等。

重庆作为抗战陪都，袍哥组织更是码头林立，堂口众多，其中的袍哥组织计有：

（1）仁字总社，负责人张永隆、田德胜、石孝先。虽名为总社，其实对其它区县仁字袍哥没有约束力，且内部矛盾重重，很不统一。

（2）义字总社，以杨绍轩、冯什竹为社长，陈兰亭为名誉社长。总社下又分孝义社、义联社等。

（3）礼字总社，以何占云为社长，范绍增为名誉社长。各地设礼渝分社。

（4）智字总社，负责人穆珊和等。加入的人不多，各地有分社。

三、发展壮大的契机——有一定的“政治力量”色彩

在巴蜀近现代史上，反洋教斗争、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中，袍哥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后来进入军队时，就如同水浒传中，朝廷对梁山好汉的招安，袍哥从地方势力转换为政府军队，开始得到正规组织和训练。其实袍哥队伍里不乏很会打仗的人，政府一面拉拢他们，一面也是在吸引有勇有谋的优秀人才充实壮大军队。然而，袍哥绝对不算是军阀，甚至连指挥中心权利也没有。

旧中国的四川袍哥充盈于各地各阶层。从组织势力和人数来讲，四川袍哥在全国的秘密社会组织中都是比较少有的。到1949年，成都和重庆是袍哥组织最发达的地方。公口、分社和支社在成都就有一千多个。虽然重庆的袍哥组织比较少，有五百多个；但是重庆的职业袍哥却达到将近十万人。

四川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中，袍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袍哥转入公开活动，在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站，靡不保有公口，招待往来者，目不暇给。”当时的巴蜀宛若袍哥王国。民国时期，虽然袍哥被多次限制、取缔，但还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在四川军阀争战中，袍哥渗透于军队，并在民国政府党、政、军组织结构之中都有发展，形成其独特的社会力量。

哥老会发展到后期，在所谓“袍哥要操亮，必须把官当”的口号下，加紧与国民党省县乡各级党、政、军、警相结合，四川的基层政权几乎为哥老会的头目所包揽。基层的市息、斗口、屠宰税等，均由当地的袍哥堂口承包。地方上的恶霸、土匪、烟帮、赌场和妓院老板莫不与袍哥有牵连。四川的革命党势力远不及反动势力强大，经常遭到镇压和破坏。

广大群众生存艰难，政治上又得不到伸张，急需一个能拯救他们出苦难的力量。袍哥的口号便是劫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和反动统治者，提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参加的人进行保护或免受欺压。这些正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

袍哥在其发展中，也曾作为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种帮派组织被镇压、取缔而最终退出巴蜀社会的历史舞台。

四、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袍哥作为秘密社会组成部分，其成员良莠不齐，根据袍哥社会行为与社会性能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

清水袍哥一般有固定职业，且多由当地有权有钱有势的官僚士绅组成，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常为民众主持公道。据1949年印的《四川帮会调查》显示:“清水袍哥大多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是比较‘奉公守法，讲义知礼’的人，其中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居多，只有个别下九流分子。浑水(混)袍哥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成份比较复杂，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都为非作歹，其中主要是职业土匪。”

“清水”袍哥一般扮演着巴蜀近现代民间社会的重要角色，扶危济困，维持社会秩序等。“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不同:“清水者皆有恒业，官绅子弟，亦有侧其间者，不过藉以联络征逐。浑水者则杀人越货，直是盗贼，然不敢入城。城内皆清水一种，豪霸者有之，从无抢劫不轨之举。”

“浑水”袍哥一般是一些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常遭到民众的鄙弃。晚清至民国时期四川土匪猖獗，这与“浑水”袍哥有重要关系，这对巴蜀近现代社会以及巴蜀民众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川曾流行如下民谣:“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流行如下民谣:“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偷又抢，智号尽是扯帮，信号擦背卖唱。”

由此可见当时巴蜀“清水”袍哥、“浑水”袍哥成员身份、地位、性质良莠不齐的情状。事实上，袍哥在近现代巴蜀社会的真实情形，以及这种“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的社会性能划分也许要复杂得多，他们的角色常相互转化:“清水的‘金带皮’袍哥，即金指钱，皮有面子，这种人把钱挥霍完了，或无面子了，被浑水兄弟伙一拉，就去干抢劫、贩毒、窝赃等事，自己变成浑水袍哥。而浑水袍哥抢劫、贩毒、窝赃发了财，或拉队伍作军官，有的买田买房，在家闲居，成了地方上的士绅、工商业者、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另立公口，摇身一变为清水袍哥，不再参加土匪活动。”

不同于清水袍哥，浑水袍哥则是以打家劫舍、“关圈拉肥”等土匪行为为主的袍哥组织，他们多继承了袍哥前身的匪性，“始乎赌博，卒乎窃劫”“以盗窃为武差事，赌博为文差事”。浑水袍哥实际上是土匪袍哥。浑水袍哥成分比较复杂，大多属于礼字公口，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为非作歹，其中主要是职业土匪。晚清民国时期，巴蜀之地土匪猖獗，民间俗称“棒老二”多为浑水袍哥。

袍哥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产物，从十七世纪中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中叶消亡，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袍哥是明末清初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条件下产生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会党为组织形式，以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团体。

它具有封建性、秘密性和特殊性。其早期是一个政治性组织，民国以后逐渐转化为经济性的黑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