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怎样的机构 (董兆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怎样的机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其成员由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和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导成员组成。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

[1]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是一个正部级机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内容？

具体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职能，在五年规划、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大活动，以及经济形势调研和分析和宏观政策研究等方面作用较为突出。从几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内容可看出端倪。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般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是2018年3月***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成的***中央直属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立于2018年。

2018年3月，***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称：为加强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分别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怎样解读上半年经济情况的？

对上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总的判断是，上半年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深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27日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为什么说经济稳中向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上半年主要指标都在合理区间杨伟民介绍，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都在合理区间，甚至好于预期，经济运行比较平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值；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长9.8%，规上工业利润增长22%。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城乡新增就业735万人，同比多增18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实际增长7.3%，继续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为什么说结构调整深化？从需求结构看，消费、投资、出口实现了比较均衡的增长；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业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工业结构有所优化，特别是过剩产能继续得到化解，创新驱动的效应开始显现，适应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行业增长都比较快；从区域结构看，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开始显现，东部地区向好态势更加巩固，中西部发展空间在拓展，东北出现筑底回升迹象。经济领域出现很多积极变化，就业形势持续向好是突出亮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认为，在“双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政策等四方面效应作用下，就业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更多靠加快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促发展中国经济半年报，成绩亮眼。“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搞大水漫灌的强***，而是大力推动‘双创’，振兴实体经济，更多是靠加快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丛亮说。

　一方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2013—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12年是44.9%，2016年达到58.2%，今年上半年为59.1%。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3年是46.7%，今年上半年提高到54.1%。另一方面，二产稳中提质。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包括“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等建设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

在结构优化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消费成为主力。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半年是63.4%，消费的主力军作用、基础性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生态环保、教育、水利、创新及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都是两位数增长。整个经济结构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需求结构，都发生了很多积极变化，具有趋势性。

“看经济形势要有辩证思维，眼光要长远。既要看当前，也要看长远；既要看指标，也要看预期；既要看到成就，同时也要看到问题。”杨伟民认为，从中长期和预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供求关系正发生实质性变化，企业预期和市场信心逐步好转。杨伟民说，更重要的是，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改革深入人心，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正发生变化。

这种理念的变化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走向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更高形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不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要把握好时机最近市场关于“黑天鹅”“灰犀牛”的议论很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解释，“黑天鹅”主要是指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或问题。

“灰犀牛”一般指问题很大，也早有预兆，但视而不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了严重后果的问题或事件。这两类事件都有可能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线。但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件，在应对和防范这两类事件的办法和思路上应有所不同。

对“黑天鹅”事件，因为是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要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敏感性，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要加强跟踪监测分析，加强预警预测，及时发现一些经济运行中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未雨绸缪，制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对“灰犀牛”事件，因为问题已经存在，也有征兆，所以要增加危机意识，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企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最主要的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杨伟民认为，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前提下谋进。但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奋发有为。

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要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既要防止盲目跃进、大干快上，也要防止畏首畏尾、无所作为，既要防止“太过”，也要避免“不及”。稳中求进，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基调，今年要在供给侧改革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两个方面有所进取，取得新成效。国家在稳步前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是什么？

“四个革命”：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给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一个合作”即是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2014年6月13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

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我国银行体制的基本构成

原载《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兴起了我国经济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大潮。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的对外开放则是这一潮流中的一支重要的支流。

对这一支流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潮流的认识，更是我们籍以判断其未来走向的必要依据。

所谓金融体制实际上就是所有金融活动的运作方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总和。具体而言，金融体制由金融机构体制、金融调控监管体制和金融市场体制组成。本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析将分别从这3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一）我国中央银行的形成及其发展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间，我国的金融体制在本质上表现为“大一统”的银行体制。

在这一时期，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1]这种“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显然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目标相抵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只能以建立完整的中央银行制度为发端。

1979年，先是中国农业银行，继而是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这两家被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兼并的银行终于又恢复了独立地位。随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独立出来，纳入银行体系。

1982年9月，国务院下达的文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按照指定的5个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83年9月，国务院再次下达文件，决定自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成为承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城镇工商企业存贷款及城镇居民储蓄业务的专业银行。

同年我国又批准设立了众多的城市信用社，并在全国普遍发展了农村信用社。至此一个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最终在我国确立。所谓专业银行体系是指业务划块作严格的分割，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的银行分工格局。如中国农业银行主要办理农村地区的业务；中国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则限于外汇业务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基本建设贷款为主要业务。

随着专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方得以从一般的银行业务中摆脱出来，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国家外管局也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在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上的界定由此正式完成。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的金融体制向市场化方向的根本转变。

但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设仅仅是一个开端，由于我国传统体制的积弊相当深厚，金融体制市场化的最终完成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对中央银行的职能的规定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体制色彩。例如，只规定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权力，缺少相应的约束条款；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等相互冲突的多重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尽管在理论上成为中央银行，但在实际上仍然办理某些经营性业务，如以“支持地方经济”的名义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但贷款质量欠佳，本息回收率较低，损害了其中央银行的形象；中国人民银行还自***券公司、城市信用社、融资中心和咨询公司等盈利性机构，既造成不小的损失，又与其宏观管理的职责相冲突，削弱了中央银行的威信；同时，由于当时实行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利润分成的预算制度，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润动机，扭曲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

此外，专业银行继续承担着某些政府功能，如办理政策性贷款等。为了扭转这种状况，1993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性质和职能得到了更为明确、详尽的法律规定，廓清了以前的许多模糊认识，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制定了限制性条款，如不得对金融机构的帐户透支，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等。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票据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涉及机构管理、风险监管方面的规章近百件。这些都显示了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市场化特征的日趋完善。1998年5月，***中央建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使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党的领导实现垂直领导体制。

上述改革的重要目的是：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摆脱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的干预，彻底消除中央银行的盈利行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也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按行政区划建制，依省、市、地（市）、县设立对等的分支机构，由此形成如下弊端：（1）层次多、运转慢，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洞开方便之门，不能适应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金融业务规模、金融机构数量、监管任务不同的要求，也有悖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原则；（2）职能分工不明确，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县支行的职能相似，不利于搞好金融监管工作；（3）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经常存在利益冲突，省（市）、地（市）重叠设置的分行，在有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竞争，在无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推委、扯皮，工作缺乏效率。为了独立、公正、有效地履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开始调整组织体系，跨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11月撤消了31个省级分行，组建了9个跨省分行，同时与所办的证券公司、融资中心和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至此，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表1 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分行及其辖区分行名称管辖地区天津分行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江苏、安徽济南分行山东、河南武汉分行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四川、贵州、云南、西***安分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中国人民银行撤消省级分行以后，9个跨省分行的工作与我国现行省级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构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金融监管方面。除国有商业银行外，许多地方金融机构是省级政府控股的，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和处罚仍然有很大阻力，因为法院和司法部门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所以在金融机构的关闭、债务偿还、企业逃债违约、存款纠纷、对金融机构的乱收费等方面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执行。

这些问题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予以解决。（二）银行的商业化进程80年代初的专业银行体制的建立仅仅是在理顺我国的银行机构体制迈出了第一步。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完全从一般的业务经营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专业银行也仍在办理某些政策性业务，且其经营的商业化仍然步履艰难，机关化的运作方式严重阻碍了专业银行的发展。为了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试图改变传统的“大锅饭”现象。

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使专业银行初步确立了利润、风险和成本等一系列经营范畴。1987年核定“三率”，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下放“六权”，即业务经营自***、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突破了传统的高度垄断集中的管理体制，使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逐步向商业化转变。接着，我国又开始探索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允许专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工行下乡”的现象。

这种业务的相互交叉和竞争，为专业银行深化改革和商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交叉，“专业银行”的称谓也逐渐消亡，转而由“国有（。